在探讨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型的诸多议题中，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提出的“强国家、富企业、穷居民”观点，精准点出了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存在的核心失衡问题。这一观点并非简单对三大部门经济状况的定性，而是深入剖析收入分配结构与经济发展质量、民生福祉之间的深层关联，为理解消费乏力、内需不足等现实困境提供了关键视角，更对“十五五”时期推进结构转型、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刘元春对“强国家、富企业、穷居民”格局的界定，基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核心数据与国际对比。从数据来看，我国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约为60.6%，较世界平均水平低5.5个百分点；企业部门占比达24.7%，超出世界平均水平5.6个百分点；政府部门占比14.7%，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0.1个百分点。这一数据直观呈现出分配结构的倾斜：政府凭借财税体系和资源调配能力形成较强的宏观调控与投资能力，即“强国家”；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和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，在产业政策支持、规模经济效应等作用下获得可观利润，即“富企业”；而居民部门则因收入占比偏低、社会保障不完善等因素，消费能力与消费信心受限，即“穷居民”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刘元春强调“穷居民”并非指居民绝对收入水平低下，而是相对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另外两大部门而言的收入分配弱势，以及由此带来的消费抑制。我国2000年至2019年居民消费增速年均达8.24%，远超美国的2.36%和欧元区的1.09%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位居首位，说明居民消费具有较强的增长潜力。但同时，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，2020年仅为38.8%，不仅低于美国、英国等发达国家，也低于阿根廷、波兰、泰国等同等人均GDP水平国家；服务型消费占比仅约25%，与国际水平差距显著。这种“高增长潜力与低消费率并存”的矛盾，根源正在于“强国家、富企业、穷居民”的分配格局。
在刘元春看来，形成这一格局的核心原因并非短期经济波动，而是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。其一，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环节存在结构性偏差，劳动报酬占比偏低，企业利润向投资转化的倾向明显，而居民未能充分分享经济增长红利。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超额利润多用于再投资，国民分享机制不够完善，进一步加剧了企业与居民部门的收入差距。其二，再分配调节力度不足，政府转移性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充分性、均衡性有待提升。数据显示，18个欧盟国家通过社会保障体系，可将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从0.443降至0.29，降幅达40%，而我国仅降幅12.3%，社会保障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尚未充分发挥。其三，政府职能定位偏向投资型，财政支出中投资性支出占比较高，服务型、民生型支出相对不足，同时保障性住房供给短缺，住房支出挤占了居民大量消费资金，进一步抑制了消费潜力释放。
针对这一格局的破解，刘元春提出需立足短期政策刺激与中长期制度改革相结合，核心是推动三大转型。一是政府职能转型，从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、民生型政府转变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，加大社会保障、公共服务、保障性住房等领域的投入，通过完善社会安全网增强居民消费信心。二是收入分配制度转型，深化初次分配改革，提高居民劳动报酬占比，建立国有企业利润国民分享机制，同时优化再分配体系，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，提升统筹层次，强化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。三是消费结构转型，通过消费场景创新、破除服务型消费供给瓶颈，释放医疗、养老、精神文化等领域的消费潜力，同时精准测算消费缺口，实施组合式消费刺激政策，兼顾短期消费修复与中长期消费能力提升。
刘元春的“强国家、富企业、穷居民”观点，本质上是对中国经济“增长与民生匹配度”的深刻反思。这一格局在特定发展阶段曾为集中力量推进工业化、城市化提供了支撑，但随着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，其弊端日益凸显，成为制约内需扩大、阻碍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。破解这一格局，不仅是“十五五”时期实现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的核心任务，更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、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。正如刘元春所言，真正的经济强韧，终究离不开居民收入的稳步提升与消费活力的充分释放，唯有实现国家、企业、居民三大部门的均衡发展，才能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。
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。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——《阿房宫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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